在心事重重的凝视中用童年拯救童年

制图:李杰

如果不是疫情造成的特殊电影市场环境，很难想象两部不同年代、不同背景、不同风格完成的儿童电影《矮子女人》和《不期而遇的夏天》同时出现在影院。9月，湖南10岁女孩“爱坡”和江西客家小镇的转学生“水笙”在大银幕上相遇。他们被不同的现实困境所包围，却又在类似的精神痛苦中挣扎:这些被忽视的、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，如何才能冲破孤独的牢笼？

《矮子女人》整体风格简约，导演小心翼翼不让画面呈现出精美的装饰。姜能杰导演之前有多年的纪录片经验。在作品《一加一》《小村庄的孩子》《初三》中，他持续关注农村转型环境中的留守儿童。《矮子女人》是他第一次尝试创作故事片。影片延续了纪录片作品中导演的思维，也遵循记录影像的质感，呈现了这个以留守女孩为主角的虚构故事。蒋能杰设计了一个简陋的剧情框架，给非专业演员一个空自然发挥的空间。女孩“矮子女人”的故事模糊了纪录片和小说的界限。镜头远远地凝视着湖南大山里的一群非专业演员，他们在表演失败的表演中传递着自己真实的生态。

“矮个子女人”是女孩江的外号。她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和奶奶一起住在村里，生母失踪，父亲和继母在广州打工。奶奶很老了，身体也很虚弱。肖云杰才10岁。她本该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孩子，但作为一个“大姐姐”，她很早就承担起了“照顾者”的责任，既照顾姐姐，也照顾奶奶。《矮子女人》的叙事指向“城乡”二元结构中的结构性矛盾，但主创巧妙地避开了尖锐的问题，取而代之的是全神贯注的凝视。影片中的画面和镜子让观众真实地感受到了乡村的真实面貌，一个女孩如何日复一日早起，为姐姐们烤红薯当早餐，帮奶奶分担拾柴、放牛、洗衣服的家务，而《我的母亲》这样一个普通的征文话题带给她的困扰是最深的，奶奶无话可回答她关于生母的问题。《矮子女人》中值得探讨的不是形象技巧和修辞的完备性，而是《矮子女人》的回味在于对人类存在细节的记录，从中爆发出“现实”的犀利力量。

来自母亲的爱和温柔注定是云杰生命中缺失的。照顾妹妹的日常生活，她伪装成“小妈妈”的角色，是一种苦涩的慰藉。当一个女孩保持关爱时，她意识到她从未有机会得到的爱。当照顾别人的童年时，她回忆自己的童年。《矮子女人》是一部关于中国女性在逆境中顽强成长的现实主义小品，以诗意的祝福结尾。云杰短暂地与父母团聚了。因为她无法解决在城市学习的问题，她不得不回到农村。然而，世俗的约束已经无法抑制女孩内心的成长——女孩回到了祖母去世的老房子，在老房子的窗户前，她看到了被朝阳照亮的植物上的露珠。

《矮子女人》中也出现了男生。他们也被父母抛下，独自和老人生活在一起。在老师无法离开的村庄里，男孩们像瞎了眼的小野兽一样长大。没有被父母接收，也没有被送到教育资源较好的乡镇的青少年，纷纷涌向城市，开始了冒险家般的打工生活。《矮个子女人》的故事是一个“意想不到的夏天”的寓言。《矮子女人》传达了女性本位的执着乐观，《不期而遇的夏天》则是男性视角下对“留守青少年”精神发展的深度焦虑。

《不期而遇的夏天》开篇就有一组平行的叙述:年幼的水生学生被外出打工的父母送到镇上的爷爷奶奶家，男孩们因为转学学生的身份被学校里的恶霸欺负，变得迟钝、胆小、没有朋友；社会上的年轻人以拾荒者为生。他们经常去建筑工地找一些建筑材料出售。为此，他们被承包商反复追逐。两个“挨打”的人不期而遇。不管大人有多胆小，面对坏孩子都绰绰有余。黄思茅接连出手救水草。男孩以为自己找到了可以依靠的“朋友”，却不知道对方和自己一样，都是被别人嘲笑的“狗”。

或许是为了让电影具有商业电影的质感，《不期而遇的夏天》中构图精良、组织有序的视听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乡村生活的物理肌理，装饰感和舞台感太强。以此来烘托“水笙”和“黄四毛”这两个互为镜像的隐喻关系。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一对朋友抱团取暖的故事。其实，暂时充当水上保护者的黄思茂，是一个严重超龄的“孩子”。黄思茅模糊的“过去”和水生生物正在经历的“现在”构成了一个清晰的互文——水生生物可能是黄思茅的过去，而黄思茅可能是水生生物的未来。他们的相遇和由此产生的相互感情是童年对童年的解脱。虽然这种解脱往往很笨拙。

因此，影片虽然提到了一个涉及留守儿童的现实社会问题，但实际上并没有聚焦现实，而是呈现了一个关于青年男性精神世界不稳定的寓言。与《矮子女人》中生活质感所带来的刺痛不同，《不期而遇的夏天》中让人心酸的是野蛮生长的青少年对世界的想象和反应。黄思茅就像一条癞皮狗，终于一拳打到了镇上的恶霸，在象征层面上帮助了水生生物和自己。这种绝地反击，带着从生活中流浪的幻想，折射出创作者的思考——在野外长大的青少年，如何才能脱离以暴制暴的闭环？